即法院在遇到地方性法规抵触法律时，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或由最高法院提出审查要求，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是否撤销的决定，法院自身无权审查地方性法规。
[27] 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 《法学家》2009年第2期。需要看到，过去以抽象行政处罚类基准文本为主要对象的概念内涵，已经过于陈旧。
作者简介：熊樟林，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在执法者朴素的法感情中，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都是自己的专属领地，行政执法中几乎没有从类型上划分裁量边界的规则和做法。德国公法学界对要件裁量的处理，是采取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一术语加以区分的[44]。其次，选择以从内容、要件、程序等作为裁量基准的技术对象，一方面几乎网络了现行基准文本的所有类型，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概念本身的包容性与前瞻性。这是因为，从整体上来看，以法律规范结构为标准，将行政裁量划分为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只是行政裁量概念体系中的一种方法。
这其中，有人会以标准的朴素含义为参照，认为只要是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标准，就应当理解为是裁量基准。[9]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这种基准有时是解释基准，有时是裁量基准。[3]算法规制体系因此需要进行秩序整合，需要将法律作为社会主要规范来源，以保护个人免受技术监管和算法治理中不当行为的影响。
五、走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数字国家？ 宪法作为人民主权和公民个人自由的基本保障，追求连贯性、安全性、稳定性和服从性的价值，规范等级的价值允许从理论的角度追问法律约束力的来源。参见[美]弥尔顿· 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周程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每个人访问的开放程度因层而异。对此，保护个人信息单一的防御性观点已不足以达成这样的目标，国家需要建立制度积极保护个人对信息的完整控制。
传统权力的层级性和单边性受到挑战和冲击，国家机构的职权范围受到网络规制中的软法挑战，数字规范的来源和形式呈现多元样态。当然，数字技术使适用的规范有时难以捉摸，导致无视国际公法或私法的经典属地规则，并一定程度引起私营部门所产生的规范的竞争加剧。
（一）平台国家化与国家平台化 国家地域概念遭遇变迁，数字平台开始具有部分国家属性。在立法权层面，行政权力似乎对前者有所僭越，成为网络的立法者。[47]参见马长山：《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境遇及其应对》，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48]在网络时代，宪法学不再局限于既有国家的框架，以国家秩序为中心的法律一元论已经走到尽头。
[40]参见季卫东：《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创新》，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1期。国家机构为了适应网络发展，也出现了国家平台化的趋势。技术治理遵循的是自我偏好的逻辑，法律治理遵循的是社会共识的逻辑。例如，美国更倾向于认为数据是商业化领域的对象，欧洲则更多放在隐私领域予以保护，我国对数据的界定在法律上还不够清晰，更多地认为是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
数字主权可以表现为控制和规范数字的原始能力，也构建数字规则的基础规范。[1]而在数字时代，网络自身打破了国家的地域性和规范的层级性，形成了交互的规范（l'interactivité normative），宪法配置公权力的传统性遭遇了数字时代去中心化的影响，公权力制定规范的不确定性增强。
宪法规范在数字时代遭遇解构的核心表现就是部分规范失去了原有制宪者赋予的目的，开始呈现长期无效状态。在国外已有许多软件程序正在应用，以协助立法者起草法律，如 Lexedit、Leda 等。
数字社会亟待以宪法规范为核心调适、整合数字技术治理规则体系，传统宪法实施也需要面向数字社会，从国家权力单向度行使走向多元主体共治，建设安全与信任的数字国家。网络发展的最初阶段，不同网络的异质性十分突出，不同的计算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差异巨大。目前，在很多国家，新的数字标准制定过程中正在发生关于起草宪法和法律的宪法辩论，这些数字参与过程将成为通过宪法和立法文本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基于公共秩序、安全、财产保护的考量而不得不限制隐私权时，宪法审查机构重点审查限制隐私措施的合宪。现在，其他文化由于全球网络社会而被允许注入到不同法律体系中，使用 Uber、Facebook 等平台的用户只需点击一下按钮就能获得美国法律。[17]参见沈伟伟：《论数字紧急状态的恢复机制——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
用户亦须遵守使用网上服务的所有条款，这些条款最终成为平台规制与既有的法律规范层级进行法秩序统一的媒介。数字时代已经呈现出冲突法的特征——各国之间具有不同规则，确立了进一步趋向国内主权自主运行的事实。
（三）宪法体系下的职权配置制衡完善 互联网治理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为技术决定革新论和政府治理恒久论之间的冲突。[46]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开发与推广，并在政治、文化、生态以及公共管理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监管、行政执法和司法一度面临法律制度安排严重缺失、网络治理领域失规失范的困境。
在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网络空间产生了多元治理主体，并随之产生不同规范之间的交互性。如蒲鲁东等古典作家认为有两种权力行使的传统网络和数字网络是对立的。
但是，应用程序辅助立法也遭到了基于立法民主正当性的质疑，是人民代表立法还是技术立法成为新的诘问。传统公权力机构的正当性大都建立在代议制民主的根基之上，而网络空间言论传播的即时性和海量性造就了另一种民主表达利益的形态，传统公权力机构不了解网络的算法规则，主权有效性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是不论是在各国法律实施的具体样态还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算法歧视、数字鸿沟等问题均产生了对基础价值的背离。[42]但宪法可以在人工智能的几个阶段进行调适：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作为重要的软法治理工具有助于在技术开发早期嵌入伦理和价值要求，在应用和部署阶段推动评估和认证制度的有效落地，在事后为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构建追溯和责任制度提供依据。
[27] F. Duflot,《 L'interopérabilité dans tous ses états 》， in S. Lacour （dir.）, La sécurité aujourd'hui dans 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 L'harmattan,2007, p.239. [28] P. Morvan （dir.）, Dictionnaire informatique, éd. Références Larousse,1996. [29]参见焦海涛：《平台互联互通义务及其实现》，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对此，可以采取宪法化处理方式，重建数字领域法秩序进行维护。
[40] 1.国家机构职权运行的转变 数字技术改变了政治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国家和地方机构网站使公权力机构能够实时沟通并直接进行行政管理以满足行政相对人的期望。
[30] L. Lessig, l'avenir des idées. Le sort des biens communs à l'heure des réseaux numérique, trad. J.-B. Soufron et A. Bony, Lyon, PUL,2005, p.47. [31]参见张龑：《网络空间安全立法的双重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如法国电子通信和邮政监管局（ARCEP）已经理解了这个问题，鼓励国家机构努力深入到平台和搜索引擎的计算机代码中，监督并纠正对用户不公平的算法。
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AI）正加速应用于司法裁判之中。但事实上国家并非一直强大，经历过从自主性到内在凝聚再到自主性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让个人有机会重拾对分散数据的掌控，并巩固个人与其信息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的用户数量呈指数增长，这揭示了数字媒体作为政治信息和主要交流手段的潜力。
很多国家试图通过协商产生一个网络空间共同体均认同的规范。立法过程不再是提出草案、征求意见等方式，而可能是自创生的，并不再由政治权力主导。
此外，网络开放性要求用户对其每一层的访问必须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也改变了上层规范为下层规范基础的预设，多层网络规范之间更多是平等、竞争关系。[44] 正如前述，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国家边界的概念遭遇稀释以至于更接近人类社会概念。
因此，法官的解释任务出现了新的内容，需要对AI 司法的基础条件进行验证与整合。对基本权利研究的方法引入了自然科学的量化分析，宪法学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实证法视野，而是跨学科的研究。
